何时法大不容情

今年第三期《民主与法制》杂志，详细披露了那起轰动全国的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：身为郑州市公安局某分局局长的张金柱，撞倒年仅11岁的小孩苏磊之后，非但不停车救人，反而拖着受害者狂奔不已，企图逃逸。此案经传媒曝光后，引起了极大公愤。而与此同时，局长的关系网也火速启动起来：上下左右，亲戚朋友，纷至沓来，施压、威胁、利诱，欲为局长开脱，致使案发“两个多月不见动静”。后来，河南省委书记作了指示，郑州市委书记作了批示，要求对肇事者“从严处理，决不姑息”，张金柱才受到法律惩处。

从上述案子中不难看出，如今的说情风已猛到何种地步。而许多明明白白的案子“查不下去”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情风太重。从大案要案到一般案件，几乎都有人说情。正所谓“案件一上门，就有说情人。”领导干部也好，普通群众也好，相当多的人都被卷入说情者队伍之中。可以说，从办公室到居所，从招待所到旅途，从吃饭之时到开会间隙，一切可以利用的时机和场合，都有人在搞“人情攻势”。

至于说情的方式，则可谓多种多样：有的凭亲朋好友的面子“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”，有的凭权势“逼你就范”，有的则以利诱之……但无论什么样的说情，都具有如此共性：只从狭隘的个人私利从发，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，视党纪国法为儿戏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分或关系，为触犯法纪者开脱。

很长时间里，不少执法人员似乎更习惯按照领导“批示”办事，而不习惯于按照制度和法律条文办事。因而一遇到具体的案子，他们关心的常常是领导者个人的意图。于是，一些人触犯了法纪，要想减轻责任，往往不是主动去向有关部门交待，而是千方百计地找门子、托关系说情。因此，刹说情风的关键，或许就在于执法者真正用“法治”取代“人治”，使“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，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”。

有人说，说情风盛行的原因是“相当一部分人还没有认识到说情风的实质和危害”。其实不尽然。相当一部分人陷入说情之网并不是认识问题，而是“投桃报李”，或是怕“拔出萝卜带出泥”，或是“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”。因此，刹说情风还应查一查说情者的底细，并对那些严重干扰案件查处的说情者进行严肃处理。当年朱元璋惩贪时就定过一条：凡是为贪官说情的，皆以“不谨黜退”。史书称其效果不错，我们不妨“古为今用”。